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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理群的脾气与学问

*钱理群，1939年生，浙江杭州人。著名文学史家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主要从事现代文学、鲁迅以及20世纪思想史等领域研究。

钱理群的学术起步是周作人研究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我们读研究生那时，还没有什么学分制，课也很少，就是自己读书，有时有个讨论会，由某个同学主讲一个题目，大家讨论，导师王瑶做总结，点拨一下。记得当时老钱讲的就是周作人。老钱看过周作人很多材料，讲得很投入，有理有据，我们都很佩服。后来做毕业论文，老钱就选了研究周作人的题目，是采用和鲁迅“道路”比较的方法。不过答辩时却引起激烈的争论，林志浩先生等答辩委员认为论文对周作人的评价过高，基本立论站不住，弄得导师王瑶也有些坐不住了。当时正是拨乱反正，文坛忙于为“文革”时期被打倒的作家平反，周作人虽然是“死老虎”了，但曾经附逆，非常复杂，学界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“小心”的。那时的答辩比较认真，不像现在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这一认真就难免有争执。好在论文批判从严，处理从宽，最后通过了，评价还比较高。论文很快就修改发表了，这就是《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》，老钱的奠基之作。

整个1980年代，老钱都处于学术的兴奋期，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，包括他和我及吴福辉合作的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，都是这个兴奋期的产品。老钱最倾心的仍然是鲁迅和周作人研究。他一发不可收，持续写了专著《周作人论》《周作人传》，还有其他关于周作人和鲁迅的论文。

像周作人研究这样的题目，在1980年代虽然有些忌讳，却又是先锋的、时髦的，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催生了这类课题，学界内外对这类研究会格外关注。2010年前后，钱理群在他的书房中

老钱选择研究周作人去敲响学术的大门，也不只是因为“先锋”，这种选择背后可能有老钱本人的经历、心态在起作用。

老钱是志向很高的人，却历经坎坷，始终有些怀才不遇。1956年他考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，一年后随新闻专业转到人民大学新闻系，他是从人大毕业的。当时大学毕业生全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。老钱最初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个文化机构，不料遇上精简，不进人，便被再分配到偏远的贵州，而且一竿子到底，去了安顺的一间卫校教语文。可以想象，这位名校毕业的世家子弟一踏进社会，就如此不顺，是多么无奈而寂寞。“文革”爆发之初，老钱也曾参与“造反”，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，很激进，但由于家庭背景不好，又被“文革”边缘化，甚至受批判，吃了不少苦。老钱是向往“革命”的，可是“革命”抛弃他。他在困扰中拼命读鲁迅，鲁迅成了他精神上的救命稻草。从北京到安顺的这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，大概就是给老钱后来的学术垫底的。

1978年，老钱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，那时他已经过了四十岁（据说他当时少报了一岁，因为过了四十岁就不能报考了），是个“老童生”了。老钱的鲁迅读得多，有比较充分的学业准备，他的考研成绩名列前茅，当时还作为事例上了《光明日报》。老钱甚得导师王瑶的赏识，王先生那时正在研究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，就让老钱当助手，帮着整理材料和参与写作。老钱原来是准备继续研究鲁迅的，他选择研究周作人这个题目，也与鲁迅的研究有关。老钱感兴趣的是周氏兄弟为何“道路不同”，是否可以从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上做点文章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迷人的题目。老钱出身大家庭，家庭成员的各种政治走向复杂，兄弟姐妹往往“道路”不同，命运也迥异。老钱自己也是向往革命“道路”的，却又被革命所抛弃。对于“道路”选择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命运感，可能就导致老钱对研究周氏兄弟“道路”的差异特别感兴趣。

老钱的研究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，是性情中人，却也是时代的产物。他要通过周作人研究重新发现“自我”，同时也发现“五四”的价值。在1980年代，“五四”是很神圣的标杆，不光是老钱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有这样的梦想——返回“五四”，以为返回“五四”就可以重建被“文革”搅乱了的社会秩序，就可以很自然地通向开放、民主和健康的未来。老钱并未超越我们所处的时代，他同样是无条件地崇拜“五四”，选择鲁迅与周作人的“道路”比较，也正是为了发掘“五四”思想资源。在老钱看来，周作人足以代表反封建的潮流，站到了“五四”的时代高度，其所主张的个人独立自由，以及适度的远离时代潮流中心，都可以成为当今的“思想资源”。老钱格外看重“五四”时期的周作人，认为周作人要比一般“五四”先驱者更有思想，也更了解中西文化，因而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更大。这些观点都是有根据的。老钱在这一点上建立了他的学术自信。

但老钱显然也碰到了难题，他不能回避周作人后来“落水”的事实，为解决这个难点，他想通过周氏兄弟“道路”之比较，去观察二人思想的异质性和矛盾性。很多时代性的大问题，老钱都力图从知识分子（主要是文人）思想选择的层面给予解释，尽管这种解释有些大而化之，仍未能深入到性格、心理等更深入的层面，也可能夸大了文人这一特殊阶层的“代表性”，但老钱的研究还是比较充分满足了1980年代对现代文学提出的问题。

从那个时期开始，老钱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格局——他喜欢抓大问题，喜欢考察“道路”的选择，他把知识者特别是文人的“精神历程”看得尤为重要，往往就当作时代潮动的标志。他擅长做“现象研究”，办法就是找几个作家作为个案，挖掘其精神变化，由此勾勒时代变化。和一般学院派不同，老钱的研究并不追求所谓“价值中立”，而力求有对于现实的“观照”意义。他的“精神现象”研究都是有现实意义的。他从周作人那里重新吸取“五四”反传统的精神，思考启蒙的意义，特别是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的价值等问题，这些其实都是1980年代流行的话题，是当时知识分子所热衷讨论的。后来老钱又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些作家的思想精神变化，同样是有现实的指向，希望重新梳理革命的传统，从历史中获取某些启示。

时过境迁，在新一代年轻的学者看来，也许老钱研究周作人的思维方式和某些概念已经显出有些老旧，但这不妨碍它具有鲜明的思想史上的价值。老钱的周作人研究，是1980年代鲜明的思想成果之一。

老钱后来转向研究1957年“反右”，研究毛泽东，研究“文革”，所有这一切，基本上都是延续他1980年代治学的路子，不过似乎越来越卷入政治，批判性也越来越强烈。

老钱毕竟是中文学科出身，对社会精神现象有特别的敏感，善于使用象征性的归纳去完成深度分析，使用材料偏重知识者的认知及感受，多从文学的角度勾勒现代思想史的线索。这当然也有其所长，特别是在精神性的评说方面，但在历史学者看来，这些研究也许不够缜密，文学性的发挥太多，所谓“历史现象”的抽象解释也未免有太多的感情色彩。以思想史代替文学史，可能造成学科的“越位”，在文学史与政治思想史两头不讨好。但老钱有学者的坚执，他还是一以贯之，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惯性。他仍然迷恋于知识者的精神现象，相信这方面的研究是能抵达历史深处的。

老钱自然不属于循规蹈矩的学者，他有持续的强烈的使命感，有广大的现实关怀，又总是很叛逆，对于官方的、流俗的东西有本能的反感，对于民间的处境却格外同情。他非常天真（当然也是非常难得）地相信思想的价值与精神的作用，如同他自己一本书所说，是富于“堂吉诃德气质”的。老钱一边写作，一边想象着文章的移世作用，总想做一些能转移视听、改进社会的事情。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很可爱又可贵。

记得老钱写过一篇文章，是讨论“单位”对于个体的影响的，认为个人很难摆脱“单位”的制约，这就形成了某种个性压抑的生活形态与思维惯性。其实老钱也一直有“单位”，不能不做“单位人”，也就是所谓“体制中人”。不过老钱比较幸运，他后半生的“单位”北大，有很多思想的缝隙，相对比较自由，老钱也可以“任性地”发表自己的言论，包括某些可能有点“犯忌”的言论。老钱的个性没有被压抑，而且似乎越来越舒展。他多次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，甚至是有组织的批判，但几乎每次都是有惊无险，老钱照样“任性”地发出自己的声音，照样一本一本地出书，名气也越来越大。他不只是现代文学的专家，也是颇有影响的自由思想者。

生活中的老钱很厌恶政治，一谈到官场就要皱眉头的，但他一刻也未能脱离政治，甚至可以说，他对政治其实是热衷的。在朋友聚会时，指点江山，议论时政，臧否人物，是他的一种爱好。记得有一回在香山聚会，晚间散步，有同学开玩笑问老钱，老兄这样多的批评与政见，就不知做件事有多难，让你去当个县长、镇长什么的，你能做成一两件实事来？老钱说“这个我可干不了”。虽是玩笑，但这样的要求对老钱未免苛刻。老钱其实就是一介文人，他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很清晰，就是当自由的思想者和现实的批判者。他的思维深处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积淀，相信历史的规律，也相信有某种完善的制度，他致力于思想界的批判，始终怀有社会改革的理想。

在他的文章中我们总能感触到某些强烈的政治诉求。特别是他近年来关于“反右”及“文革”的研究论作中，政治性的诉求就表现得更为明显，这对于学术可能是得失参半的。身为学者，老钱也在追求学术的尊严与自由，但更多时候，老钱总想象着自己在超越“体制”，站到“民间”（其实“民间”也很复杂）立场发言，这又可能被“事功”所牵引，失去某些自由。老钱如同一个足球守门员，罚点球时，站在球门中间，防范着球门的两边，但哨子一响，他只能扑向一边。老钱多数情况下都是扑向现实“事功”这一边的。

老钱深受鲁迅影响，他欣赏鲁迅的“反骨”，学习鲁迅的批判性思维，不过，他并不心存鲁迅那样的哲人式的悲观与“绝望”，老钱毕竟是理想主义者，他对于“不合作”的反抗还是抱有天真的梦想的。志则大矣，尚非其时。老钱很真实、坦诚，也有些峻急、易怒，这也影响到他的文风。读他的文章不能隔岸观火，你很难找到中庸平和四平八稳的气息，他喜欢用诸如“拷问”“逼视”“还债”等情绪化的字眼，他不断从历史描述中延伸出严峻的问题，让读者引火烧身，感同身受。

老钱永远那样热情、投入、异端、叛逆，年近八旬，还蓬勃有生气。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，吃顿饭都可能在想问题，老是催促自己“赶紧做”，写作就是他生活的全部。据说他每天醒得早，躺在床上构思一天要写的文章，一起床就笔耕不止，每天都能写上几千字。他的书一本接着一本出，我阅读他的书的速度（其实很多还来不及看）赶不上他出书的速度。老钱很喜欢当老师。他讲课非常投入，激情飞扬，有自己心得，又常常来点煽情，大冬天都会讲得满头大汗。学生很欣赏他，选他当“北大十佳教师”。退休之后，老钱仍然喜欢和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联络。众多青年人来信来访，他不厌其烦地接待。他成了年轻人的偶像，拥有众多的“粉丝”。老钱也谨慎地发现如今的青年过于势利，他说大学在培养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，这句话被当作名言到处传播，但这并不妨碍老钱继续和青年密切交往，老钱一如既往地当“青年导师”，总是寄希望于未来。

顺便说个逸事。2001年夏，在一次会议上，某高层领导点名批钱理群，指钱在一本书中批判现今是“吃人”社会。其实有误，那文章不是钱理群写的，只是收在钱理群署名的书中。刚接任的北大党委书记很紧张，讨论如何处置。当时我当中文系主任，在会上说：历史证明因言获罪有些不妥，除非有红头文件，否则不要轻易处理。书记说：“当然，我又不是傻子。”便指示副校长去和钱谈话，同时向上报告，说是老钱已提高认识，我们妥为处理。结果钱毫发未损。但外界炒得很凶，说钱已被“开除”云云。

我知道老钱不太上网，这对他可能是一种幸运，他可以过滤许多嘈杂的声音，包括对他的批评。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沉迷于自己的思考和写作。一个健全的社会总要容许有不同的声音，容许有批判的角色存在。在我们有些沉闷的社会文化结构中，有老钱这样的理想主义的批判的角色，有些听起来不那么谐和的声音，未见得是坏事。

据2014年12月14日在三联书店举办钱理群作品出版发布会上的发言稿，稍作整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