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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是金枝玉叶(第1页)

谁是金枝玉叶

2021年,邵丽的《金枝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“金枝”作为书名显然富有诗意,似乎也暗示着某种鲜妍美好。然而,就是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书名背后却晃动着那么多的阴影和苦痛。“金枝玉叶”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成语,谁是“金枝玉叶”?谁的“金枝玉叶”?这部小说是写了一大群人物,写了一群女性,可以说至少是三代女性。同出于周家,但是她们的命运、性格如此迥异。

当然这是一部关于女人的小说。关于女人的书写已经很多了,但是女人的故事千变万化,她是文学永恒的人物。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读到两类女性的形象:一类是大地母亲的形象,不管你是多么强大的神之子,你总是在母亲的怀抱里成长的。大地母亲给予生命,象征着永恒的善和美好。另一类就是红颜祸水,女性一方面被理想化了、神圣化了、浪漫化了,另一方面又被妖魔化了。那么怎么去书写女性的故事?应该说我们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,确实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。特别是女性作家在书写女性故事方面有天然的优势,就像当年张洁在她的小说《方舟》中说的那样,“你将格外地不幸,因为你是女人”。男人们看到的都是女性的靓丽,只有女性自身方能体味作为女性的不易。《方舟》开启了新时期文学以女性作为性别存在的文学写作,此后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书写有着漫长的谱系,残雪、王安忆、铁凝、徐小斌、林白、陈染、海男、虹影等,邵丽当然也属于这个谱系。她们笔下的女性千姿百态,各自表达了对女性生命的关注。

邵丽创作多年,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作家。早先的作品《我的生活质量》出手不凡,让人刮目相看。随后的作品越来越多,波澜跌宕,不断给人惊喜。长年担任事务性工作的邵丽,想来她是何等勤奋阅读和写作,才有如此成就。邵丽的小说贴着生活写,总是一笔一画去摹写生活本来的面目,刻画人物性格,特别是那些女人的心性命运。《金枝》无疑是邵丽创作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高潮,也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。

小说从父亲之死开始叙述。父亲生命的终结,开场似乎是讲述“我”与父亲之间的故事,或者面对死亡的思绪。以死亡开篇,这会让我们想起卡缪的《局外人》中的母亲之死。但“我”不是局外人,“我”恰恰是故事中的人物,而且是一个中心人物。与其说父亲作为中心,不如说是“我”作为叙述人占据了一个中心。小说由此去揭开父亲的一生,揭开了周家的史实。当年号称十八岁的父亲成婚,却不肯去迎亲,由周家捡来的孩子周庆凡代为迎娶新娘穗子。实际上只有十五岁的父亲,还不谙世事。数天之后,周启明翻墙逃离家庭,南下寻找闹革命的爷爷。从此,十五岁的周启明参加了革命队伍,他在革命队伍中成长。故事进展快速,目的是把父亲的故事变成背景,“金枝玉叶”们要悉数登场。然而,被男人抛弃独守空房的穗子已经被注定了苦命,家里的“金枝玉叶”,陪嫁一百亩土地,丈夫不知去向,青春的生命只能在漫长的等待中消耗变质。看看周家的女人都是苦命,奶奶的丈夫——也就是那个闹革命的爷爷丢下了奶奶,让她守活寡,现在轮到穗子。临近解放,奶奶把穗子和庆凡拉在一起,家里的土地一人一半,对于奶奶来说,这是恩德。但对于穗子和庆凡,却被划了地主成分。世道变了,穗子虽然与周启明离婚,但她岿然不动独守周家老宅,庆凡像长工一样照看穗子母女。周启明当了县委书记,与英姿勃发的朱珠结为革命伴侣。

这样的故事无疑在中国20世纪的革命变迁中屡见不鲜,受伤最重的当然是穗子这样的女人。她坚守在周家老宅里,坚持不懈等着周启明。生是周家的人,死是周家的鬼。这是封建时代最后一代人的婚姻,他们不幸与革命的激进历史联系在一起。投身革命的周启明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扛住家乡留存的历史,穗子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压在周启明的肩上,甚至压在作为女儿的“我”周语同的心上。拴妮子把家乡秘密带到了城里,让周启明为那段历史承担起重负。革命的道理碰到传统的伦理,却未必势均力敌,穗子是一块坚硬的石头,她不声不响,保持缄默,她从未发声,她存在那里就是一种力量,就是一片阴影,投放在周启明和周语同的生活进程中。

实际上,这样的故事,还有可能往另外的方向发展,但是,没有另一种选择,对于穗子和庆凡,他们本来可以改变故事,改变命运。奶奶知晓周启明已经无可挽回,她把庆凡和穗子拉在一起的时刻,奶奶一定有别的想法。然而,在昏暗的油灯下,奶奶只是给他们分了地契,奶奶那时是抱有另一种希望的,希望他们自己能为自己的命运做主。但是穗子和庆凡都没有,他们都死守住自己的命运,他们都封存在自己的性格中。小说的笔法厉害在这里,它让人的心性命运不可改变,使它无声无息地成为一种内在的决定力量。小说叙述的动力,都可以来自这岿然不变的源头。真正的源头并没有开端,我们不知其始,但它延续至终点,真正的源头在终点会再次显灵。

这是中国进入现代的故事,阶级身份、伦理归属、性别认同,它们以撕裂的无法整合的方式,全面介入叙述人“我”(周语同)的家庭里,父亲的故事、“我”和父亲的故事,现在全部改变为“我”和历史纠缠的故事。与其说“金枝玉叶”被历史风吹雨打去,不如说“金枝玉叶”下掩盖着人生的千姿百态。众生芸芸,“金枝玉叶”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小说必须富有情感,富有饱满而丰富的情感,并且它们有着切实的真实性,而这一点邵丽的《金枝》做到了。穗子内心的苦,她的坚硬不屈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锋利甚至疯狂;拴妮子一脸蠢相掩盖下的,谁又能说不是在生长着一种争口气的决心呢?她的女儿们为她做到了。周开河的孤傲背后藏着多少洗刷家庭耻辱的痛楚和执念呢?以至于她对导师的爱和婚姻,既有填补父亲缺席的爱的渴望,又有弑父的断然无情;周语同是叙述人“我”,占据着文本的中心,当然也是作者用笔最多的人物。也因为此,《金枝》里的“我”有比较朦胧的邵丽自己的形象投射于其中。当然,毕竟是小说,虚构还是主导方面。那个叙述人“我”并非只是观看其他人物,她不断地感受她周围的人,不断返回到内心世界,这种反思性几乎带着忏悔和赎罪,不再给予“我”以道德上的豁免权。英国小说家伊芙林·沃曾经讥讽毛姆说,以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不道德的。这不只是把虚构混淆为自传的问题,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一人称中的那个“我”很少会受到道义的威胁,这对于小说中其他人物是不公平的。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,“自传”具有不可能性。不过,我们在邵丽的《金枝》这部小说中,看到她对第一人称处理得恰当和准确(虽然有几处还可斟酌),总体上看她不断地打开“我”的那个“小我”,周语同的心理矛盾经常被揭示得伤痕累累。

小说对林树苗这一代人的描写比较理想化,也许事实如此。他们能从历史中挣脱出来,他们能活得不设防,没有心计,得失无所谓,因为机会确实很多。

美国诗人奥登曾说:“一本书具有文学价值的标志之一是,它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阅读。”我想《金枝》是这样一本书,我们可以从它的故事中读出历史剧变给予传统家庭伦理留下的伤痕;可以看到以“金枝玉叶”之名掩盖的苦痛艰难的女性生活之书;可以从中读出一个知识女性如何认识父辈的历史;可以看到现代社会进程中城乡的鸿沟——它既是深渊,也有可能搭建起自强不息的未来之桥。这部作品给予人们的启示是如此之多,它让分崩离析的往事富有诗意,又如同挽歌,歌咏那消逝的历史和乡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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