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趣阁

的酒和茶（第1页）

邵丽的酒和茶

第一次去郑州，高铁晚点两小时，等司机把我送到饭店，是深夜十一点。郑州的春日夜晚无风，一切都静止了，仿佛能看到水蒸气在夜色中缓缓飘移，最后融入没有颜色的云朵。邵丽大姐和她的先生，还有另外一位好友，已坐等了我三个小时，桌上的羊肉串和菜肴已经变冷，只有酒杯是满的。

那个濡湿热忱的夜晚，我记得喝吐了几次，每次在洗手间吐完都努力装作镇定的样子微笑着坐到酒桌前。也许只有喜欢喝酒的人才能深切体会这种感觉：奢侈盛大的春日、美酒佳肴、不时相聚却总是心心念念的朋友、夜色中若有若无的花香、隔壁弄堂里传来的足球比赛的解说声、摩托车急速飞驰过的声音，这一切，是的，这一切让人无法遗忘，它短促、美妙、后知后觉，它让人体味到这繁杂世界的阔达、安逸和从容。在这样的夜色中，我看到邵丽趴在桌角小憩了一会儿。她喝的一点不比我们少。她是我遇到的为数不多的酒中女杰之一。她话不多，也许她本来就是个不怎么爱说话的人，可她端起酒杯的速度通常比我们快些，这有点像刀客拔刀的姿势：果敢迅捷，又天然地携带着女性的温婉。

翌日，邵丽主持会议。她盛装出席，正襟危坐，在主席台上有板有眼地念着主持词。此时的她和平时的她很难重叠。我熟悉的似乎还是她的“私我”形象。如若初逢，你会以为她是个冷淡高傲之人，相处久了，才晓得她原是外冷内热、重情重义。

第二次去郑州做活动，结束时已晚上十点，她第二天要去北京开会，无暇再消夜，可她知道我喜欢喝酒热闹，郑重地将我托给她的闺密。她的闺密带我和一众好友去瓦库，点了满桌酒菜，闺密撸袖子亮手腕，一看就是酒中好手。可惜那晚我有些感冒，昏昏沉沉，只得不停喝茶，半滴酒也未沾。临行前她闺密叮嘱说，邵姐送你了一箱酒，放在酒店前台，走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。翌日提酒过安检上火车，火车开动之际竟隐隐有些感伤，仿佛是少年去探访出嫁的姐姐，回程时手里还拎着她送的糕点果蔬，却不晓得下次相逢又是何时。其实我跟邵丽性情秉性相若，跟陌生人相处难免生出天然的胆怯，那种手足无措既有一种对秩序的规避，也有某种对世相的质疑，可跟朋友在一起就坦然许多，那颗心脏会在微风吹拂之下、在酒精浸润之下渐烧渐旺，即便为朋友两肋插刀似乎也是小事一桩。

除了酒，邵丽也爱茶。她喝茶很讲究，茶具和茶似乎总是随身携带。对于我这样从来只喝生水的莽汉来讲，她的那些茶具和茶，除了具有装饰性美感，更多的是种神秘感。有次在博鳌，我们几个在她那里喝茶，我只记得那茶是普洱的一种，口味冲淡，略有涩香。我们说话的空隙，她不停地烧水、泡茶、倒茶，我们不停地喝茶、抽烟，谈了些什么已然忘却，只记得窗外海浪拍击沙滩的声响、椰林被海风拂动的沙沙声和她不停换水倒茶的身影。我不知道那晚牛饮了多少盏茶，反正她倒了茶，我又不好意思不喝，喝了她再倒我又不好意思推辞，只得再饮，结果那晚我彻底失眠了，只得在阳台上闲看隐隐约约的海岸线和椰林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茶的力量并不弱于酒。酒是喧闹的泥泞的飞扬的，茶是清亮的晦涩的沉潜的；酒让人沉睡入梦，而茶让人清醒安生。那么，既喜欢酒又喜欢茶的人，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何在这上升与下潜中汇聚与融合的呢？这让我想起邵丽那些风格独特、璧坐玑驰又力拔千钧的小说。

比如《刘万福案件》。在《刘万福案件》中，邵丽给我们讲了一出富于传奇色彩的悲剧。刘万福杀了人，却有诸多乡亲为之请愿。当我们深入故事的内核，会发现它已然脱离了强烈的戏剧性，圆融自然，在揭开刘万福“三死三生”的叙述中，小说的内部逻辑得以奇妙地塑造与成全。邵丽在描写刘万福时，笔触既冷峻又饱含着难以克制的疼惜。小说中的另一条副线也惊心动魄，县委书记周启生满怀激情，想做一番大事造福百姓却铩羽而归。可以说，刘与周的故事是小说的A面和B面。无论是一介草民还是一方父母官，无论在制度外还是在制度内，他们都身不由己偏离了轨道。而她的《第四十圈》，无论从结构、叙事还是语言上都达到了完美统一。它像中国版的《罗生门》，从不同角度不同空间不同时间叙述了一宗凶杀案，但案件本身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案件之外底层小人物的众生相。她对每个人物都力求公正的审视、公正的剖析，因而通篇弥漫着力求节制的悲悯情怀。

我想，她的这类作品用酒来形容或是最恰宜，它们热烈庞杂，粗粝又温柔，直至在众声喧哗中飞扬至没有边际的黑洞。而她的另外一些作品，比如这篇《天台上的父亲》，则是一壶味道绵长又稍显苦涩的茶。那个革命者父亲，那个每日将公事私事均记录在案的父亲，那个退休后无所事事的父亲，那个最终从阳台上坠落自杀的父亲，他的精神世界是如何在貌似安稳中意的尘世中坍塌的？小说并没有给出答案，但是在从容自在的叙述中，“我”“妹妹”“哥哥”和“母亲”的世界或隐秘或公开地与“父亲”的世界进行了勾连与和解，这勾连与和解中掺杂着选择性的遗忘——我们有权利阻止他的死亡，他也有权利终结自己的痛苦。在母亲波澜不惊揭开秘密的刹那间，作为读者的我，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。我想到了《变形记》的结尾，变身昆虫的格里高尔终于死去了，他的母亲、父亲和妹妹坐着电车去布拉格郊外春游，“车厢里充满温暖的阳光”，他们在思忖着如何给女儿找个好婆家。布鲁姆在谈及莫里森的传承时说，福克纳总是在莫里森的作品里投下身影，而且激发莫里森在她最好的作品里“设计出更具创造性的规避”。套用这句话，我想说，邵丽总是在邵丽的小说里投下身影，我丝毫不担心她的规避没有创造性。

昨日大风，今日又大风，下午从满架蔷薇下走过，并没有花瓣落在身上，念及那年的郑州之夜，竟是很久没有相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