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后世的一些科普读物和人物传记中,为了追求所谓文字的冲击力,有意淡化历史的复杂性,直接采纳了黄河在两百多年间再无大患的说法。
甚至有的所谓科普作品,刻意制造出潘季驯和他的论敌之间非黑即白的对立效果,把批评的声音归因“拘泥于成见”,把常三省等反对者描绘为丑陋的敌人。
描述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时,用的词是“石破天惊”,谈及反对者,用的则是“上纲上线的围剿”。
这也就形成了一开始魏广德听到“束水攻沙法”后好感大增,打心底里认为此法或可解决黄河水患的原因。
但是,经过这几次和江治的讨论,从工部中官员口中知道治黄的复杂性后,才逐渐从美梦中苏醒过来。
貌似,潘季驯的“束水攻沙法”不仅不是治理黄河的良药,反而是一剂毒药。
至于后来满清为什么还是坚持使用潘季驯治水之法,或许也是因为他们被潘季驯颠覆性理论折服,以为凭此可以解决越发麻烦的黄河水患。
毕竟,大明是从万历时期开始使用此法治水,开始两年确实效果显着。
但是到了万历中后期,黄河水患愈发频繁后,直到明亡,或许在清朝皇帝眼里,这就是上天对明朝的警示,预示着他们必将灭亡,而会被满清所取代。
所以,明朝末年黄河水患并非束水攻沙法无效,而是上天的警示。
明朝不行,换成大清朝就必定无事了。
只是想法很好,但实际上最后证明还是错误的。
一八五五年,黄河再次北徙,在河南铜瓦厢决口,结束了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的局面,改由山东入海,清口枢纽从历史的洪流中骤然退场。
后世的清口枢纽,只留下了零零散散的遗址,让人们很难想象当年三河交汇的盛大场景。
大坝上,两旁种满植被,耳畔没有了黄河的波涛怒吼,取而代之的是不时传来的鸟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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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季驯等人前赴后继加高的高家堰,也就是洪泽湖大堤,在摄影师们的镜头里,一侧是安静的洪泽湖水,另一半是郁郁葱葱的堤坝。
“如果,把保运从治水中摘出来,工部可有办法治理黄河?”
魏广德仔细思索一番,衡量利益得失后,终于还是下定了一个决心,那就是要做好和保运派恶斗一场的打算。
黄河已经很麻烦了,其中还交织着保皇陵,保运河的重任,却把保民生放到最后一位,他打心底里认为是不可接受的。
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法既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,还可能酿出更大的麻烦,那就釜底抽薪,把保运先摘出去,只考虑保皇陵和保民生。
至于大运河,魏广德打算强硬推动海运接替河运,正好利用此次俞大猷万里征伐之事,可让大明朝廷接受,海运是安全的。
开玩笑,上万大军不远万里跨海作战,已经足够说明大明海船的安全性。
再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弄点到京城来?
忽然,一个念头出现在魏广德脑海里。
这帮夷人,可是不远十数万里跑到大明来做生意,让他们好好冲击下大明官员的观念也是好的。
说来好笑,虽然从弘治、正德朝开始,大明朝廷就已经知道了沿海有夷人商人出没,但是却因为不知他们国家所在,所以一直没有接受他们的朝贡。
对,在西方人眼里的外交,到大明这里就要变成朝贡,以藩国使者的身份朝贡大明皇帝。
而不是西方人熟悉的,国与国之间对等的交流。
现在大明,原来顽固的禁海派因为事实上海关的开设,已经偃旗息鼓,甚至积极参与其中,图海贸之利。
但是,他们赚钱的法子依旧是以把大明货物外运赚钱。
而南北货物流通,自始至终都是依靠大运河的运输能力。
其中,自然是保运派为了利益,极力禁止海船北运有关。
实际上,并非没有南方货物北运的情况,只不过这种行为多是以“走私”方式进行,数量也非常少,达不到规模效应。
魏广德在知道黄河治水的大麻烦后,干脆舍弃河运,全力推动海运。
不过,在此以前,他必须得到工部的明确保证,那就是在不顾河运的前提下,能够成功治理黄河水患。
若是不能做到,强推海运势必将遭到无法想象的巨大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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